来源：微信公众号-火洲文物会说话 / 作者：半路一把刀 / 日期：2026-05-13 / 浏览：61 次
对于西方探险家在中国劫掠文物，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文物是属于全体人类的，而非仅一国一族所有。西方探险家在当时中国无力保护的情况下拿走了文物，恰恰更好地保护和研究了这些文物。具体到吐鲁番、敦煌，正是因为斯坦因、勒柯克等人“再次发现”这些文物，才使得吐鲁番学、敦煌学得以成为显学，被世界所重视。
对于这一点，日本探险队似乎更为认可，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他们就像是曾经西行取经的法显、玄奘，是为了抢救那些被当地穆斯林毁弃的文物，保留曾经灿烂的文化。而上个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似乎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运动，使得这些文物被进一步地破坏，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即使是当时西方探险家盗取文物的手段是非正义的，但这些文物因此在西方的博物馆得到了完好的保留，结果却是正义的。
但事实上，如果手段是非正义的，那么就根本无法谈得上结果的正义。从法理的角度来说，即使某个行为最终导致了看似正义的结果，但如果该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或道德原则，那么它仍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否则的话，任何人都可以打着为了结果正义的旗号，使用非正义的方式去不择手段，这无疑将会失去社会的公正与秩序，最终将毫无正义可言。
具体到文物，一旦脱离了其原有的环境，其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必将大打折扣。甚至很多重要的信息也永远的丢失，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文物流失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弥补的。
勒柯克到来时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一隅
事实上，西方探险家对文物的攫取，还不仅仅是破坏了文物的完整性，其本身就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西方探险家为了锯下壁画，在洞窟切割、打洞时，就已经造成了大量的损毁，更遑论如野村荣三郎所言“前来发掘的欧洲人盗取了最好的壁画，而故意将剩下的加以损伤”这样的情形。
而近年来在吐峪沟千佛洞的考古调查中，竟然发现了当年西方探险家为了避免自己带不走的文物落入他人之手，而付之一炬的情况。
诚然，无论是在勒柯克，还是斯坦因的著作中，都详尽记述了吐鲁番当地老百姓疯狂挖掘文物、盗掘古墓的行为，以至于在勒柯克之后，来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斯坦因写道：“如今我痛心地看到，这些遗址已遭到了越来越大的破坏。指望当地人来保护它们是不可能的了。看来，要想确保这些壁画的安全，唯一的途径就是在条件以及艺术上和造像上的考虑允许的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壁画都仔细地剥下来。”
1906年，居住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勒柯克与巴图斯
但斯坦因没有想明白，或者压根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是，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探险家纷至沓来，才加剧了当地人盗掘文物，售与“洋大人”换钱的行为，正如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道理一样。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当时晚清政府的昏聩无知以及民国政府初期的混乱，也是造成这些西方探险家能够明目张胆攫取文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人发出疑问，如英国知名作家，出版过《大博弈》《新大博弈》《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又译为《劫掠丝绸之路》，英文书名《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 The Search for the Lost Cities and Treasures of Chinese Central Asia》）的彼得·霍普柯克（Peter Hopkirk，1930—2014）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们（指西方探险家）也许会这样问中国政府，难道在将这些文物大规模从丝绸之路上搬走之时，中国政府为阻止他们做了什么工作吗？”
可以确定的是，当年无论是勒柯克、斯坦因还是橘瑞超等人，能够进入新疆，再堂而皇之地将数吨、甚至数十吨的文物运出境外，不仅仅得到了当时政府官员的许可，“甚至可以说，当地官员还真的给这些考察家们很多帮助，特别是斯坦因。”
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罗布
泊通过斯坦因的记述，我们至少得知，其就得到过当时新疆巡抚“潘大人”的支持和帮助。1915年，当斯坦因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盗割壁画之后，在“那年圣诞节前后，我匆匆忙忙地跑到天山北面的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拜访我的一位学者老朋友、时任新疆藩台的潘大人。在我的三次探险中，无论远近，他都一直给予了热心的帮助。省当局曾有一次又想阻拦我，幸亏他帮忙才得以打消。1930年我再次来到那里时，这一位全省钦佩的公正长官已经逝世了。他虽身兼要职，一生却是清风两袖。那时我能抓紧机会亲自向他道谢，回想起来，总算是值得聊以自慰了。”
所谓“藩台”，即布政使，为清代一省之中的二把手，主管财政、民政，参与官员的考核选拔等。虽说地位仅次于一把手的巡抚，但实际上与巡抚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而给斯坦因提供了莫大帮助的这位布政使“潘大人”，名叫潘震。
潘震（1851—1926），字鹿碛，安徽当涂人，早年为甘肃某县的知县，随后在新疆的莎车、和阗（今和田）、阿克苏、伊塔道（伊犁、塔城行政区）任职，1912年任新疆布政使，民国政府成立后，其又于1914年任新疆财政厅长。
斯坦因所拍摄的潘震像
潘震不仅在其辖区内给以斯坦因种种方便，还极力弥合斯坦因与各地政府的歧见，致函斯坦因途经之处的中国官员，给以关照。而斯坦因至敦煌“考古”，也是由他介绍给当地官府，斯坦因也由此以欺骗手段攫取了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文书。
有观点认为，对于当时的潘震来说，其实并不清楚斯坦因掠夺中国文物活动的内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斯坦因的保护伞。但事实上，潘震在和阗任知州（清代知州为地方上的一把手）时，就已经知道斯坦因的目的是来挖掘遗址、获取文物和探测山脉地形。而且斯坦因后来在和阗进行挖掘，所挖掘的文物在运走前，也曾专门让潘震过目。为此潘震还要斯坦因将一些出土文书拍照后寄给他两份，而斯坦因回伦敦后也照做了。
至于斯坦因在书中说潘震为“全省钦佩的公正长官”“他虽身兼要职，一生却是清风两袖”云云，究竟如何，则就只有天知道了。
同样，橘瑞超的新疆之行，也得到了一位布政使的大力协助，这便是清代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家、书法家王树枏（nán）。王树枏（1852—1936），字晋卿，号陶庐，直隶新城（今河北高碑店）人。曾先后在户部及川、甘等地任职。平心而论，王树枏在晚清官员中，算是较有作为的一个，且出身书香门第的他，一生著作等身，不仅参与编撰了《清史稿》《新疆图志》等，还著有《汉魏六朝砖文》《新疆金石志》《陶庐丛刻》等著作。更难能可贵的是，甲午海战清廷惨败后，王树枏更是积极了解世界历史与局势，先后编纂了《欧洲列国战事本末》《欧洲族类源流略》《希腊学案》《希腊春秋》《彼得兴俄记》等著作，以“中体西用”，图存救亡。
王树枏像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富五车、头脑精明之人，却因囿于时代，不仅没有对西方探险家的所作所为予以警觉，反而引为知己。
在野村荣三郎的日记中，明确记载了他与橘瑞超二人在乌鲁木齐时与王树枏交往，并且二人在离开乌鲁木齐时，王树枏还应野村荣三郎之请，写诗赠别：
“胜金台畔树连柯，吐峪沟前水不波。夷国山川几陵谷，唐年经碍半刦（同劫）磨。坏墙穿穴巢蝙蝠，古佛埋沙载薜萝。手剥千秋苔藓迹，悬崖立马犹摩挲。”
说实话，诗写得还是不错的，而从诗的首联，也就是前两句来看，王树枏是知道日本人要去千佛洞的，否则不会专门出现“胜金台”与“吐峪沟”两个地名。而从诗的颈联与尾联，也就是后四句来看就更是如此，所谓“坏墙穿穴巢蝙蝠，古佛埋沙载薜萝”，就是说破败的千佛洞成了蝙蝠的巢穴，古时的佛像被沙尘掩埋，周边长满杂草，至于“手剥千秋苔藓迹，悬崖立马犹摩挲”，正是描写寻找和观摩壁画、雕像的场景。只不过，橘瑞超与野村荣三郎可并不是如王树枏诗中所说，只是去千佛洞剥去苔藓后观看、摩挲，而是掏出刀锯进行切割。
也正是在清政府无所作为，地方官员懵懂无知的情况下，导致了西方探险家对文物肆无忌惮的攫取。从1897年的俄国人克莱门茨开始，一直到1916年的斯坦因，俄、德、英、法、日的探险家们，纷纷将吐鲁番乃至新疆当做了敞开着大门的宝库与乐园。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上世纪20年代，随着吐鲁番、敦煌等被盗取的文物，在世界上声名鹊起，其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震撼世界，方才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与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加之国内民族主义的崛起，中国才终于对这些探险家关起了大门。
今天吐鲁番博物馆陈列的部分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甘肃的考察与盗掘情况
那么，是不是如有些人所认为，这些被盗走的文物，真的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全面的研究呢？
主要参考文献
[德]勒柯克 著 陈海涛 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英]彼得·霍普柯克 著 张湘忆 译《劫掠丝绸之路——从斯文·赫定到斯坦因的中国寻宝历程》九州出版社（2020）
[日]橘瑞超 著 柳洪亮 译《橘瑞超西行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金荣华 著《敦煌吐鲁番论集》国立编译馆 主编 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