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6年04月刊 / 作者：宋会宇 尚玉平 康晓静 / 日期：2026-07-15 / 浏览：61 次
一袭腰间的礼制
巴里坤县清代墓地出土吉服带
文 图 / 宋会宇 尚玉平 康晓静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6年04月刊
吉服带（揭展后修复前）
2019年，新疆哈密地区巴里坤县团结东路清代墓地M12出土了一组保存完好的服饰遗物，在揭展修复后重现光彩。墓主身着补服之上的“熊补”纹样清晰可见，配合同出的水晶顶戴，共同昭示其生前身份—清代中晚期戍守巴里坤地区的一位五品武官。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补服之内、蟒袍之外的腰间，系有一条结构完整的腰带。根据其佩戴位置并对照《皇朝礼器图式》等文献及图像、实物资料，可确认这是一条清代官服体系中的“吉服带”。该吉服带保存极佳，由腰带、带銙及佩系、帉（佩帉）、解食刀、荷包和绢巾六部分组成。此次发现为研究清代服饰制度，尤其是西北边疆武职官员的着装规范，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实证，其材质、结构、佩戴方式及佩饰组合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成为连接文字与实物的关键纽带。
腰带整体呈石青色，编织而成。腰带后腰段无明显花纹，腰腹下垂部分则以经线显花，两类纹样沿腰带长度方向等距循环排列，整体上共有5个完整循环单元。腰带两端饰有加捻而成的穗饰，穗饰上方接缝处设有与横向几何纹等宽的编织带。
石青色编织腰带局部显微照
清代统治阶级腰饰依使用场合有所不同，主要划分为朝服带、吉服带与行服带三类。朝服带用于朝会等重大典礼，吉服带配用于吉庆场合，行服带则多用于出行、骑射等活动。从形制变化来看，迟至清康熙时期（1662—1722年）吉服带已基本固型，形成两种基本样式，一种两端分设带钩与钩袢；另一种一端饰穗、一端固定装饰，此二式沿用至清中后期。雍正时期（1723—1735年）虽出现两端饰穗的编织腰带，却非常制，仅偶见于皇帝吉服带。与之相对，行服带自康熙朝出现即普遍采用两端饰穗之制，其后趋于定型，少有更易。巴里坤清墓出土腰带呈石青色，符合官员使用“石青色带”或“蓝色带”之规制，与宗室专用的“黄带子”及觉罗氏所用的“红带子”形成等级区分。其带銙装饰相对简素，不同于吉服带常见之金银珠宝镶嵌，反而更近于行服带侧重带銙与佩系局部装饰的特点。然就其佩帉的尺寸而言，长度与宽度均符合吉服带帉的标准制式。综合形制特征推断应为吉服带无疑，年代应不早于雍正朝，而其所配荷包仍为传统形制，并未出现嘉庆（1796—1820年）以后广泛流行的葫芦形等异形荷包，故其制作时间更可能属雍正至乾隆（1736—1795年）中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吉服带、行服带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吉服带、朝服带
带銙与佩系为一组完整配饰，均以石青色织物为地，仅在外露部分施刺绣，贴近衣物处保持素面。刺绣以花卉为主题，底部衬如意云纹，采用拉锁绣与轮廓绣两种技法。纹样边缘以粗龙抱柱线勾勒，内部用“三蓝绣”拉锁线填充，底衬则以捻金线满绣。
吉服带带銙、佩系表面刺绣
（图① 刺绣图案 图② 龙抱柱线 图③ 捻金线）
帉为素白色细长条形，无纹饰。使用时对折包裹于佩系外部，以白色缝线固定于下方，防止位移，中上部设有铜制中约。
帉，或称佩帉，在官员体系中又有“忠孝带”“忠孝帕”“素巾”“风带”等别名，寄寓儒家忠孝节义之义。腰带左右通常各系挂一组佩帉，其形制因腰带类型而异。佩帉主要有3种典型形制，第一种用于等级规制最森严的朝带，其佩帉由2片垂幅上端扭结在一起，中间以一枚珠饰或镂空版固定，整体呈上窄下宽的造型，底端为尖角；第二种见于吉服带，其佩帉无扭结，两片垂幅直接系挂，上下宽度一致，底端平直，整体显得窄而长；第三种则用于行带，形制与吉服带类似，同为无扭结的平底，但整体更为短宽，以适应骑射活动的需要。由此可见佩帉有无扭结、底端尖平、宽窄长短成为区分朝服、吉服、行服等不同功能服装的最显著标志。
吉服带素绢帉及铜制中约
荷包成对系挂于帉带佩系左右两侧，每侧各一大一小，均为腰圆形。面料表面在缝合前施以满绣，其刺绣工艺及纹样主题与带銙、佩系一致，且正反两面皆绣。制作时于囊口下方约2厘米处等距穿孔，穿入系线并沿荷包两侧环绕一周，通过提拉系线形成均匀褶裥。其中段靠上及下端靠上位置，分别以对称分布的三蓝包芯线进行捆扎与环状固定。
吉服带大小荷包位置及大荷包各部位名称
荷包与满族“马上得天下”的传统密切相关，最初为行军途中储存食物的囊袋，后逐渐演变为兼具装饰与礼仪功能的佩饰。清代荷包广义上涵盖槟榔袋、烟荷包、香囊、扇套等多种佩挂小件，狭义上特指形制近圆形、椭圆形及鸡心形，上部为手风琴式抽褶并穿绦绳束口的手工制品，多为男子成对佩挂于各类服饰腰带两侧。其抽褶设计使丝绸面料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变幻光泽，束口绦绳可饰以珠结、扎线、穗子等，或兼作挂绳，宫廷制品常缀珠玉宝石，民间则多用算盘结等编结装饰。腰圆形荷包因需双面刺绣与精细细褶而工艺尤为复杂，故多流行于上流社会，其细褶不仅造型别致，亦有助于保护内置物品。这类荷包配色沉稳，多用石青、蓝、明黄、大红等色，且金线应用较多，清中期前色彩柔和、注重三晕色过渡，晚期则趋向鲜艳饱满、减少中间晕色，呈现艳丽风格。荷包的纹饰通常位于褶皱下方2—3厘米处，因细褶结构使得平针刺绣不易固定，故多采用与布面结合更牢固的刺绣工艺。褶数多为单数，如9、11、13，以保证中轴线有一道褶，暗合刚直中正的传统文化寓意。
解食刀为复合材质，佩挂于墓主腰部右侧腰带与带銙之间，结构复杂，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刀与刀鞘、箸与箸鞘、编织佩带、口沿加固件及底部挡头。
吉服带佩饰解食刀各部位细节
解食刀起源于北方民族狩猎生活，最初主要用于野外进食时切割肉食及必要时的自身防护，是清初八旗官兵标准行装的一部分，常与火镰、荷包等构成完整的野外生存用具组合。随着清朝定鼎中原与社会生活趋于安定，解食刀的功能逐渐由实用转向象征，成为维系和展现游牧民族“尚武”传统的一种腰间佩饰，其基本形制在清前期已臻成熟。解食刀通常与骨筷、牙签等组件配套收贮，其制作材质也从早期的铁、骨质、木材逐步升级为玉、象牙、铜鎏金等名贵材料，工艺日趋精巧。这一演变不仅反映了解食刀规范化与奢侈化倾向，也使其成为社会阶层的重要标识。此外，解食刀亦被用于萨满祭祀等仪式场合，如在“分食福肉”的环节中担任重要角色。其装饰纹样还吸收了汉族文化中的吉祥图案，体现出清代满汉文化的交融。此外，在吉服带上还有一块不明用途的绢巾，原白色，素面，无装饰，对折挂于左带銙左侧。
吉服带绢巾及其位置
吉服带本身是高度符号化的礼仪物件，巴里坤清墓出土腰带在整体上忠实地遵循了“吉服带”的规制，尤其是帉的“下端齐而直”，明确标识了墓主在特定礼仪场合中的官方身份。然而，当我们凝视那些细节时，却能发现制度框架下细微的“活”的痕迹。如腰带两端的穗饰虽在雍正朝以后皇帝的吉服带中偶有出现，却并非当时中下层武官吉服带的通行主流，其与行服带特征的微妙关联，或许暗示着边疆驻防武官在服饰实践中对实用性与礼仪性的一种务实调和。再如，那采用繁复拉锁绣与“三蓝”技法满绣的荷包，其工艺之精湛、耗时之久，显然超出了单纯的实用需求。它们与带銙刺绣风格的高度一致，强烈暗示这可能是一套特意定制之作，不仅承载着墓主身份认同与情感寄托的礼仪物化，更在细节处流露边疆武官群体于制度规范中寻求个性表达的心迹。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典章制度条文中“清代武官”的着装规范，更是一个在制度与生活、中央与边疆、传统与现实之间，真实存在过的生命痕迹。
（作者宋会宇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尚玉平、康晓静均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