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号公众号-大西南民族文艺 / 作者：张振兴 、杨庭硕 / 日期：2026-07-16 / 浏览：6 次
摘 要：稻作文化的起源与演化是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地理学、农学等诸领域学者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学者们关注与讨论的焦点之一，是此项文化的起源及定型是借助特定技术或社会环境的助推得以确立，抑或是众多技术叠加与多元文化制衡互动作用才得以实现。针对上述久议难决之困惑，可以从野生稻到栽培稻转变的三大挑战分析入手，澄清人类实现水稻规模化种植需克服的社会条件多样复杂的状况。远古以来生活在中国南方丘陵山区诸多民众，正是凭借多元化文化互动制衡实现稻作文化起源之突破，并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借助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的干预，最终达成稻作文化之成熟及繁荣兴盛。通过对中国稻作文化起源与演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有助于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机理，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有益的支撑。
关键词：稻作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文化；建构机理
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戈登·查尔德（V.Gordon Childe）把农耕技术的发明称为“新石器革命”，并认为“新石器革命”发生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黄河等大河流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远古四大文明——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华夏文明。前三大文明均位于江河宽谷地带，以麦类作物的种植为经济基础，并因此得以起源、发展与壮大，古华夏文明则依托黄土高原，以粟作文化为经济基础，确立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类型。西方学者通过对麦作文化起源之研究，倾向于认定远古文明乃是凭借单项技术发明得以实现文明演进之飞跃。但中国自先秦以降的文献典籍则明确记载与描述，华夏文明事实上乃是在黄土高原的台面上，凭借多元文化并存、多项发明创造并行才得以实现文明进程的飞跃。这或许意味着西方与中国学者在有关农业文化起源的研究思路与认识方法上，从起步之日起便存在着不容忽视之差距：西方学者着重聚焦于个人单项技术发明之贡献，中国学术传统则看重多元文化并存之作用，认为多项技术叠加的合力才是文明实现飞跃的关键所在。
具体到稻作文化起源与演化动因而言，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与思路各具特色，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或集中于对稻作农业起源地的探讨，或是对稻作农业起源判断标准进行界定，又或是对稻作农业起源动因与过程加以分析。在诸多研究成果中，日本学者为凸显稻作文化之起源与价值，认为稻作文化的起源与麦作文化的起源相似，乃是依托大江大河的冲积扇实行农耕生计才得以实现文明之飞跃。他们先后提出“东亚稻作起源论”（即“阿萨姆—云南”起源论）、“照叶树林文化中心论”（即“东亚半月弧”，其核心也位于“阿萨姆—云南”地带），并最终认定“阿萨姆—云南”地带乃稻作文化发祥地，其起源时间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而助推稻作文化起源于这一地带的动力是当时全球气候变冷，野生稻遭遇刺激后得以顺利结实，进而成就了中国南方各民族孕育出稻作文化，随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上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对中国各领域学者探讨稻作文化的起源与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启示。
在借鉴与吸收上述研究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世界上任何一项农业文明的起源与演化，均是一项完整性的、系统性的社会文化工程，因而必须从文化整体观出发，立足于多元文化并存、多项技术叠加的全局性思路，才有可能揭示其历史真相。仅就单一社会因素或技术因素进行的逻辑推演，看似严密，但在逻辑起点上难免偏离历史之真相。故要探讨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与演化，需立足于中国具体历史事实，珍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能有力还原稻作文化之源起与演进之历史真相。为此本文从野生稻到栽培稻转变的三大挑战分析入手，首先澄清人类要实现水稻的规模化种植需要克服的技术和社会条件多样并存；其次通过对中国早期稻作文化起源的梳理，探讨生活在中国南方丘陵山区的诸多民众，在多元文化互动制衡中得以克服野生稻到栽培稻转变的三大挑战，最终实现稻作文化起源之突破；最后阐明正是凭借中国多民族统一王朝国家政权之干预，才得以实现中国稻作文化的繁荣兴盛。对稻作文化起源与演化历史进程之呈现，或可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之机理，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有益的支撑。
水稻（Oryza sativa），禾本科稻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有关水稻栽培之起源，学界普遍认为其是由禾本科的野生稻驯化而来。野生稻遍布亚、非、拉三大洲的热带和亚热带淡水水域，但目前有关人类早期稻作文化起源遗址的考古发掘，却大多集中于中国长江中下游水陆过渡带。基于野生稻历史空间分布与稻作文化起源遗址考古发掘地带之现状，可以看到野生稻为热带和亚热带水域的原生物种，其生物属性与其他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但要实现从野生稻到栽培稻之转变，需克服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克服水稻返祖不结实
有学者认为，“在正常情况下，野生稻在其原生地靠无性繁殖，不结籽，或者结籽多为空壳”，“在遭受外界威胁时，野生稻出于保护自身物种延续的（本能）需要，会改变其生物属性，从无性繁殖改变为有性繁殖，将大量物质和能量用于结出种子而确保物种的延续”。众所周知，由于热带、亚热带背景下没有明显的季节差异，热带植物基本不会随季节的变化而开花结实，而是要在遭遇外来刺激后，才会通过应激反应完成开花结实。而所谓外来刺激包括无机环境的气象波动、水文波动以及其他生物体的觅食或毁损刺激。野生稻恰好具有热带植物这一标志性的生物属性。在野生状况下，热带水域中的野生稻通常终年，甚至数年不结实，而是凭借营养繁殖的方式，去扩大其群落规模。即令偶然结实，其结实量亦不多，且种粒细小、淀粉含量低。这样的籽实对人类而言，根本不堪食用。这或许便是广大野生稻自然分布区的许多民族，未驯化野生稻作为粮食来源的原因所在。故要实现野生稻到栽培稻的转变，首先必须克服的挑战便是驯化其按季节结实，防范返祖不结实。
佐藤洋一郎等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实地考察时，找到了当地人所称的一种名为Oryza rufipogon的野生稻群落。这一野生稻为多年生草本植物，靠种子繁殖。他们在考察中发现，一大片野生稻群落中只有零星的几株稻穗，而且多数稻穗不结籽，仅有的几个稻穗里也没有种子，当地居民将其称为“幽灵稻”。佐藤洋一郎等“将这种野生稻也采集回来，……再特意运到曼谷，进行盆栽，给它一定的环境压力。这样一来，第二年发现其中居然有一些开花（结实）了”，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也许正是具有这种特性的稻成为一个群落时，又有来自环境方面的压力，于是就产生了一种不是靠根茎繁殖，而是靠种子繁殖的稻群”，“正是因为人类（发现并）利用了这个（野生稻）群性，所以靠种子繁殖的稻群就一下子扩展开来了”。如此才使得野生稻得以在人类的干预下转化为具有文化属性的栽培稻。
佐藤洋一郎等的上述发现与实验，或标志着人工的干预、生长环境的改变等人类可操控之要素，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对野生稻生物属性的改变和利用，克服水稻返祖不结实，驯化水稻按季节结实。以此为据，中国远古时代的先祖们通过不断的试错，靠人力去改变野生稻的生存环境，给其足够的人为刺激，便可实现将无法满足食用的野生稻驯化为可供人类食用的栽培稻。
（二）防止水位超标淹没水稻或脱水
水稻为浅水性的草本植物，其植株的地上部分一般不高于2米。然而不管是热带还是亚热带淡水水域，其水位的涨落通常都会超越2米。水位过高，水稻植株就可能因水淹窒息而死亡；水位过低，则会因缺水，来不及结实便枯萎。这意味着要将水稻作为主种作物进行规模性栽培利用，有效控制水位涨落，使之处于适宜水稻生长需要的波动范围内，同样是稻作文化起源并确立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南方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时间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前，通过对目前所发掘的距今10000至5000年之间典型的稻作文化考古遗址进行梳理（见下页表1），或可揭示远古人类防止水位超标淹没水稻或脱水，实现稻作文化起源之史实。
通过上表所呈现的中国典型稻作文化考古发掘遗址时间与地域，可以看到其时间上限距今约12000年，比较集中的时段为距今8000至5000年，地域则主要集中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和钱塘江下游低山丘陵向水域环境的过渡带。
远古时代的人类早期社会，金属工具还未发明，很难建设大规模的堤防式水利工程。由于水位控制之难，故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不可能处在广阔无垠的固定水域地域范围，只能出现在低山丘陵的山间激流狭长台地区域，即佐藤洋一郎所言“背坡湿地”（Back swamp）。背坡湿地的水“时有时无，时深时浅”，这正是远古长江中下游，即中国低山丘陵向水域环境的过渡带的基本生态环境。这一地带水流湍急，但水量不大，所过之地崎岖不平，人们可通过垒石、垒泥或用竹木编制藩篱等手段控制水流改道，而这正是上表所见早期稻作文化遗址大都处于低山丘陵山麓带的原因。又由于水稻栽培对水位的要求，以及早期人类生产工具有限等原因，稻作文化起源初期遗址分布非常分散，且规模较小。
近年来良渚文化遗址扩大发掘过程中发现了著名的“良渚古城水利工程”，表明先民早已掌握通过“草裹泥包”的手段堆垒加固堤防，控制水位上涨之技术。此一发现表明稻作文化起源与水位的控制技术密切相关，且这一技术手段乃是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诸多民众发明的多种技术叠加的成果，最终得以克服水位变动无常之挑战，实现野生稻向栽培稻的顺利转变。
（三）防范食草动物之侵害
稻作文化起源时代，野生动物的种类繁多。任何意义上的农业文明，都得将防范兽害作为头等大事。诚如表1所示，中国稻作文化起源的时代距今12000年至5000年，根据当代考古发掘材料可知，稻作文化起源的长江中下游或钱塘江流域，大象、犀牛、水牛等热带亚热带食草动物广泛分布和生存，而野生稻正好是它们的主要食用对象之一。远古人类要连片种植水稻，即令栽培取得成功，等不到结实，游走于水域和半水域环境内的大型食草动物种群，便可能率先采食。因此，如不能有效地将“原始稻田”与这些“祸患”隔离开来，栽培稻的种植便无法稳定维持，稻作文化也就无法实现定型。
而丘陵与水域过渡带，不仅地形崎岖不平，高大乔木亦能顺利生长，因此人类只需有效地改变地表环境，挡住野生动物的去路，使之无法进入稻田，水稻的规模种植也就能够获得保障，进而实现栽培稻的稳定种植，最终达成稻作文化的起源与定型。总之，克服水稻返祖不结实、防止水位超标淹没水稻或脱水、防范食草动物侵害，乃野生稻转变为栽培稻的三大挑战，不能有效化解，稻作文化的起源便无从谈起。但上述化解野生稻转变为栽培稻三大挑战的手段和方式，仅是稻作文化起源的前提条件，具体的化解手段与方式单凭某一个民族均无法独立、全面实现，而是在多元文化制衡互动应对中完成的。
2025年5月2日作者在广西三江坡考古遗址进行考察（作者供图）
此前学者习惯将人们攻克野生稻向栽培稻转变三大挑战的原因总结为全球气候的变迁，然而全球气候变迁的时间跨度太长，人类的生命期却只有短短几十年，以较短较长，人类无法感受漫长的气候变迁历程。故归因于气候变迁，难免偏离了历史的本真。笔者认为要同时攻克这三大挑战，或只能归因于人类及其文化的干预，特别是多元文化互动制衡之应对，才可能探究清楚稻作文化之起源及兴盛。具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攻克水稻返祖本能造成之障碍
对野生稻返祖不结实生物属性挑战的攻克，与先秦时代南方各民族生计方式的通力合作、共有共享、取长补短密切相关，乃是在多元文化互动制衡应对中实现的文化跃迁。
今长江中下游地带，先秦时代为中国南方多民族共生之乐园。西周以降至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等诸侯国民众以及生活于周边的戎、夷、蛮、庸、濮等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制衡互动，分别拥有不同的生计方式，既相互包容，又各显其长。对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带稻作文化的发展状况，在秦汉时代成书的文献中均有精彩的描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
上述文献记载和描述，或透露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信息：其一是先秦时代水稻的种植和利用，或仅为星散分布于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之山麓过渡带，并未实现规模性的连片种植，水稻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仅占据次要地位，在当时食物来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狩猎采集；其二是“火耕水耨”四字最值得关注，此乃稻作文化演化之核心要领，该要领又是在多元文化制衡互动中形成的文化跃迁。
具言之，对同一块耕地播种前，先实施“火耕”，耕完后再播种，庄稼长出后用灌水的办法让同一块耕地上的杂草窒息而死，仅留下稻秧，如此水稻的小规模培育便顺利完成。但实施这一操作的地理空间则大有讲究。因为如欲实现“火耕”，地面肯定不容许有地表水存在，而要实行“水耨”，火则肯定无法燃烧。能够同时具备既能用火又能灌水之地理空间，则既不能处于固定水域的环境下，亦不能处在相对高度偏大的坡面，只能位于季节性水流流量反差较大的山间溪流洪泛带内，四周还必然要有森林环带。这样的地理空间结构在长江中下游的低山丘陵地带，虽无法连片分布，却随处可见。这便是表1所列诸多早期稻作文化遗址为何恰好集中于此一地带内的主要原因所在。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还可清晰地了解到，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的楚、吴、越各诸侯国民众主要聚集于河网平原地带，而蛮、濮、巴、庸等各部则集聚于山地丛林环境之下。前者依托水域环境，以渔猎采集为生；后者则靠山地丛林环境，以狩猎采集和牲畜畜养为生。由于野生稻只要有地表水就可实现自然分布，生活于水域环境下的楚、吴、越各诸侯国民众，对于水稻籽实采集大多可偶然获得。野生稻的自然结实比例较大，单位面积的收获量亦可观，但总体规模却很难连片扩大。要实现种植规模的扩大，人类的干预必不可少。这便是上述史料描述“火耕水耨”时，专门提及“或”字之意所在。其本意乃是指，人工干预、偶然获取，以确保水稻在有限的地碱化土地上获得高效产出。其具体的技术操作便是“火耕”。因为经过火焚后的地表土层会呈现较长时段内的碱性化，在碱性化土地上播种稻谷，便可成功化解水稻返祖不结实挑战，确保水稻稳固结实。对野生稻返祖生物性挑战的攻克，现有研究成果乃是出自生活于山间宽谷坝区的蛮、濮、巴、庸等古代民族之手，但发现水稻偶然结出的籽实可供食用，则为生活于宽阔水域之吴、越、楚等古代民族。只有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并结合地域自然资源禀赋，才能促进稻作文化的起源。
而以上所引资料和分析，显然不是稻作文化起源时的信息，而是稻作文化初步发展后的状况。但这样的信息依然十分可贵，因为要真正做到“火耕水耨”，也就是要做到既可排又可灌、既可焚又可淹，单靠生活在固定水域的吴、楚、越等民族肯定是办不到的。《礼记·王制》有言“南方之民有不火食者”。这些人群既然无需“火食”，又何谈“火耕”。相反地，生活在山林中的蛮、濮、巴、庸等古代民族，在稻作文化起源时代要实现“火耕”，只需将牛粪和稻作等有机物脱水，便易如反掌。至于水淹，只需在山间溪流进行改道，也同样不成问题。因而《史记》和著作中“火耕水耨”，或为指代上述水族。
故如果没有诸多民族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各取所长、各避所短，多民族共有共享之稻作文化亦将无从起源与稳定传承，更无法发展到成规模的“饭稻羹鱼”和“火耕水耨”。这虽然也是一种由流去推源的论证方法，但当下获取的历史资料，能够做出这样的旁证。因此，可以推断稻作文化的起源地只能在低山丘陵地带，同时其也是多民族交流的产物。
广西三江坡汉城址（作者供图）
（二）攻克水位无常的技术应对
水稻的最佳适应生存环境必须是浅水湿地，在水稻的孕穗期，环境的变化有助于多结实，且颗粒更饱满。水稻整个生长期的跨度只需120—150天，其他时间即使完全脱水，也不至影响水稻的种植与收成。故在当时人力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灌能排的地段才可能是稻作文化起源理想地带。而这样的地带，长江中游周边低山丘陵地区几乎随处可见。至于此区位上，先秦以降的各族民众究竟是用何种工具与技术去实现可灌可排，就需借助考古学、民族学已有的资料积累寻找答案。
当下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上的考古学、民族学田野调查，在山涧溪流流入坝区的下游区段通常都会发现一些人类活动的遗址。大体表现为一些用鹅卵石做出的与自然分布规律不同的堆砌遗迹。一般是从河岸向河心延伸，残存的高度往往是50—100厘米不等，但宽度可达2—3米，甚至更宽。总长度长短不一，大致呈现为从河岸起垂直指向溪流中心的边缘为止。这样的低矮堤坝与河岸呈现为丁字形，因而在水利工程学上被命名为丁字坝。
这样的人工建筑不仅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可以见到，在黄河干流上更是普遍存在。其具体做法为用芦苇编成的草席卷起来包上土固定后，安放在需要的位置。一般需在水枯季节完成。这样的设施一旦建好，具有多重价值。一是，可以确保黄河主堤不会发生溃堤。二是，每年洪水退却后在丁字坝的背水面会形成肥沃平坦的淤泥沉积裂缝。在这样的地方，只需要等淤泥被太阳晒干脱水后，就会开出硕大的网状龟裂口，把冬小麦的种子撒进裂缝中，无需除草灌溉、翻地施肥，来年小麦便可以实现丰收。前提只有一个，必须在黄河洪水到来之前，完成小麦抢收。三是，这样的丁字坝上还是栽培果树的理想之地，无论是种梨、苹果还是山楂，都可以获得较好的收成。这样的麦作农耕模式，在汉文典籍中被称为“淤田”，相关记载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天。目前黄河干流上依然还有零星的活态传承。
从丁字坝的建构和功能着眼，分析长江中游云贵高原延伸地带各族先民类似的远古水利设施，可以发现这样的工程乃各民族早期农田建构的可行办法。具言之，此工程建构无需铁质工具，亦无需众多人力、大规模统一施工，只要村社能够动员数十劳动力，便可分期、分批不断加工、补修，并最终完成。丁字坝的具体操作方法是用植物纤维编成网格，在河床上就地捡拾鹅卵石装填进去，再抬到选定位置堆积起来即可。而这样的技术发明不属于定居在湿地的坝区民族，亦不属于居住在高海拔山区的游牧民族，而是归属丘陵山区的丛林民族，即先秦以降文献典籍所称的濮、巴、庸、山越等民众。至此，“防止水位超标淹没水稻或脱水”第二重挑战得到成功地化解。
（三）隔离野生食草动物之技术路径
稻作文化起源区会对稻田作物构成威胁的野生动物不胜枚举。大型食草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可能会破坏生长中的稻秧，鸟类可以偷食稻穗。人们应对的方式也得多种多样，如将稻田用土石围起来进行保护，又或将野兽驱逐出稻田之外，但都效果不佳。笔者在对广西南宁市江西镇同江村三江坡的考古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时，与当地壮族乡民访谈后了解到的信息则显示了一条新的路径。经过考古发掘，三江坡考古遗址并未发掘出土石城垣，但地下的堆积层却可找到大量的贝冢遗迹，且在贝冢遗迹的周边还存留着古代野生稻的残痕以及鹅卵石的有序堆砌层。这样的山麓次生堆积带，应构筑土石城垣难度极大，但要设法排列整齐的残痕以及鹅卵石的有序堆砌层。通过对当地壮族乡民访谈后得知，当地确实历来都有种植和利用楠竹的传统习惯。上述考古发掘所得与乡民口述资料相结合，还原了两千多年前当地居民用楠竹造活态墙垣保护聚落的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在相关史志中亦可得到有力的佐证，如元人李衎《竹谱详录》卷4载“邕州旧以刺竹为墙”，邕州即今南宁：“刺”，据唐刘恂撰《岭表录异》卷中“箣竹笋”言“其竹枝上刺，南人呼为‘刺勒’”。白根横生，枝条展（辗）转如织，虽野火烧毁，只燎细枝嫩条，其笋丛生，转复牢密。邕州旧以为城，蛮蜒来侵，竟不能入。”上述史料清晰表明了历史时期今南宁地区的民众能够以竹林建构墙垣之史实，亦透露出当地居民用楠竹造墙垣保护聚落与稻田的历史经验。
与此同时，组织规模性地狩猎和驱赶野生动物，也可以发挥保卫稻田的辅助功效。故这样的技术理当是稻作文化起源时代可以利用和操作的劳动项目，也是稻作文化得以确立的南方多民族共有共享的知识技能与宝贵精神财富。
综上，稻作文化的起源并非某一民族单独发明便可完成的文化跃迁，而是众多民族、众多技术发明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相互交流叠加的复合产物，为多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事实。只有野生稻到栽培稻三大挑战一并被克服或得到有效化解，中华文明的稻作文化才能在神州大地上稳定发展、延绵不绝，并最终实现稻米在八九世纪之交被中央王朝确立为法定的国家税赋主粮，并成为中国人民一直延续至今最为重要的粮食种类。稻作文化作为中华悠久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而这一切又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与助力密不可分。相比之下，热带亚热带各民族，尽管天天与野生稻相伴，但却未能实现跨民族的文化共有共享，也未能形成强大的国家权力结构。因而光有好的自然生存环境，没有人类的集合性、多样性协同努力，同样构建不起稳定繁荣的稻作文化。
诚如上文所言，中华稻作文化的孕育期几乎可以上溯到距今12000年前，由于应对从野生稻到栽培稻三大挑战之艰巨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都未实现大规模突破。甚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稻作文化依然仅是南方诸民族的立国之本与生存之源，却难以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王朝国家的法定主粮。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经历了“主粟文化”与“粟麦并重文化”发展阶段，建构起强大统一的多民族中央王朝，并对南方各稻作文化民族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直至八九世纪之交的唐德宗时代，水稻才上升为国家主粮，并以法律的手段进行广泛推广种植，“至（唐）德宗相杨炎，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两税法的制定及实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明文规定将水稻确认为税赋主粮，其中十一月所征收的“秋税”，就是针对水稻成为法定税赋主粮而做出的税制改革。“这一事件是稻作文化发展的标志（实现超大规模化）的重要标志，足以标志着稻谷取得了法定税赋主粮的地位，也是中国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型（之一）。稻作文化开始实现跨民族、跨文化、跨生态之共有共享，水稻也因此逐步成为各民族的主要税赋缴纳手段与财富呈现方式之一。然而，先秦时期萌芽但分散的稻作文化，是因何滞后到八九世纪之交才走向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连片覆盖，并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一直稳居中华农耕文化的中心地位？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实现其跃迁所需要的技术发明和社会环境，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行政权力干预下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互嵌共融之社会文化。
具言之，今日人们所看到的江南水乡人文景观，乃是稻作文化实现共有共享后的景观表达，在此之前的人文景观则大不一样。早年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区，由于江河的不断改道，淡水和海水此消彼长，主要呈现为“高乡”景观，广阔的稳稳定和半稳定水域则为汪洋一片的“低乡”。当地古代各民族要么只能靠渔猎采集为生，要么在高海拔的草地上勉强从事粟麦种植为生，或者人工控制了林木的密度和高度后，在形成的次生草地中以畜牧为生。先秦以降的文献典籍对此多有记载与描述，相关的文献典籍亦反复强调吴越之民“日与水居”“断发文身”“生儿长犬牙交错”。这些记述均表明，今天稻作文化的典型区域长江中下游平原，即使到秦汉时期被中央朝廷视为依然长期既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显示该地区在先秦、秦汉时代属华夏民众眼中的贫穷困苦之地，但实际上当地各族民众过着的是“火耕水耨”“饭稻羹鱼”相对富足安宁的生活。
稻作文化发展的转机始于南北朝时期。在经历三国两晋的长期政局动乱和行政管辖破碎的艰难历程后，原先定居于北方的汉民族为逃避战乱，规模性地迁入长江中下游定居谋生，同时将北方水利设施建设的技术，传播到遍布湿地生态系统的南方地带。在这样的地带，不管是种粟还是种麦，其劳力智力投入大而收获极为微薄，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对“火耕水耨”的水稻种植产生浓厚兴趣。随着晋室南渡，划江而治，南北对立，曾经“高乡”“低乡”分界的长江中下游得到进一步开发。东晋及其后的宋、齐、梁、陈四朝，在各自延续的时段内，濒江而来的民众与南方各族民众进一步交合，并凭借国家权力的干预，持续推进跨民族、跨文化、跨生态的频繁交流互动。这一历史进程使得原先只能零星种植的水稻，开始借助于跨文化的技术叠加实现了突破性的技术跃迁。具体的操作便是，通过围湖造田开展水稻种植的规模化与连片经营，并最终完成稻作文化更大规模的多民族共有共享演化历程。其间的技术叠加表现为，从北方传入的土石堤防建构技术与南方各民族娴熟掌握的移栽插秧技术相结合，以及“火耕炼地”技术与丁字坝水位操控技术相匹配。操作的步骤是，首先对浅水的湖沼实施疏导排水，围湖设置土石堤防，以抵御水位变迁的洪峰对水稻的浸没；其次是随着技术范围的扩大，此前的深水浩湖也逐渐列为开发对象。今天家喻户晓的太湖、西湖，均是从海水淡水交替的潟湖逐渐转变为淡水湖，此技术手段南北朝以降的各官私史籍将之记作“堙田”。
江南“圩田”建造奠基于南朝，大放异彩于唐中期。唐德宗时，藩镇割据，中国北方陷入了连年战乱，国家财税收人大为减少。随着南方圩田范围的规模性持续扩大，水稻大面积种植，总产量逐年提升，稻米逐渐进入朝廷视野，一跃成为唐王朝首选税赋主粮选项之一。中华文明也因此从粟麦并重农耕文化时代跃迁为主稻时代。其后由于借助统一多民族中央王朝政权力量之干预，圩田建设一发而不可收拾。唐中期至两宋时期，中央王朝甚至动用军队营造圩田，《宋朝诸臣奏议》收录了大量的圩田修建资料，直接披露了唐宋时期往往会动用军队或者鼓励豪强大姓去从事这样的超大工程建设，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时代，由此而奠定了“苏湖熟、天下足”以及“两湖熟、天下足”的稻作文化繁荣盛况。
当然这是一个超长时段、次第推进的历程，其间要克服的障碍，恰好在于围湖造田的工程规模在唐代几近称得上空前绝后。因为在长江中下游的滨湖地带，地表多河沙、少石，而土沙没有黏性，北方迁来的汉族民众要实施围湖造田，就不得不在百十里之外的山区取土取沙取石，和取土却是南方各民族的生息区。但南方各族民众并不掌握采石技术，如果不教会他们使用铁制工具开采石材，汉族民众即使有再高超的筑坝围湖技术，在固定水域也会变得无用武之地。由此看来，单靠某一民族的努力，是无法实现水坝建材的稳定供给的。好在经过南北朝的混战后，继起的隋唐两朝，国家权力的控制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其可以凭借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动员南方各相关民族积极参与这样的工程建设。而这样的工程建设一旦投工，平原地带的水流相对平缓，沉下水底的建筑石材通常不会被激流冲走或移位。随着日积月累的陆续施工，便可最终完成在滨湖浅水带的圩田建设工程。其后，稻米才逐渐成为法定税赋主粮。
事实上，隋唐两朝经历了将近两百多年的积累，才在平均水深一米以内的浅水滩涂真正完成稳定的圩田建设。至于向深水区的挺进，则又在此基础上经过了百余年的积累。圩田建设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南唐以及北宋初年一直处在持续推进之中。但推进速度的加快，与北宋统一关系最为密切。原因在于北宋的行政权力已经发展到可以使军队职业化的程度，朝廷也就可能用国家政策的力量，役使职业军人参与工程建设。最终实现向深水区要田，则是在宋金对峙之际，当时的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吴璘等因为掌控了民间武装军队实权，并凭借国家权力的激励和认可，动用军队展开大规模圩田，才最终实现深水区稻作文化深耕行动。由此可见，要完成这样的文化转型，单凭简单的民族之间的合作还远远不够，国家权力的提升和稳定、劳动力的超强度掌控才是“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得以实现的社会根源所在。至于元明清时期稻作文化向湖广、大西南延伸，同样是南宋以降汉族移民借助国家权力的支持逐步拓展的结果。其后元明清在推广水稻种植方面，还不断地对西南各民族实施教化，包括技术的推广、权力的驱使、经济的补助等。
有关稻作文化的繁荣盛况，诸多前辈学者已有翔实的梳理与精彩的论述。如游修龄在《中国稻作史》中提及，“长江流域的水稻在唐以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太湖流域的稻米生产成为最大的粮食基地，提供最多的商品粮”。并进而指出，随着稻作文化的发展，出现了韩愈所谓“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的局面和诸如“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等谚语。元代平定云南，主政云南的赛典赤·赡思丁组织军队与移民合力开凿了滇池海口，排干积水，将暴露出来的湖底垦殖为稻田。到明代，“直隶之苏、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约其土地，虽无一省之多，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况他郡所输，犹多杂赋，六郡所出，纯为梗稻”。明清两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后，大量屯军与移民进入西南，致使稻田规模性连片种植在西南地区得到进一步推广。
在民族学学科创建与兴起之初，不少民族学家深受经典进化论之影响，习惯性认定先进必然战胜落后，后起的文化事项必然取代甚至彻底代替此前传统文化。诸如此类观点，虽早期易于得到学界、社会乃至普通民众的认同与接纳，但此后诸多研究表明此认识和理解过于简单，往往会偏离历史进程与社会现实之真相。综合以上有关稻作文化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权力干预下，逐渐成为法定税赋主粮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国家行政权力的干预或比人们观念中的先进与落后之别，对推动文化演进的发生以及对多民族文化的共有共享所发挥的作用更为直接，影响更为深远。历史事实表明，中华大地上的稻作文化，其起源的上限时间与粟作文化大体相当，但稻米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法定税赋主粮却较粟大为滞后。此两种农耕文化孰先进、孰落后，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伪命题。为何南北朝以前中华各民族特别钟爱粟，而对稻作文化长期忽视，但到了唐宋以降，又改此前传统，偏爱稻作文化，显然无法运用先进—落后去理解这一变迁与差异。从文化相对论出发，必须承认稻作文化和粟作文化均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至于稻作文化在唐宋以降才逐步成为国家政权的法定税赋主粮，乃是国家权力干预下的产物。国家权力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干预，则是此后中央王朝经济重心南移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一选择本身就是顺时应势的考量，而非上述两种文化何者先进、何者落后主导下的结果。
总之，自先秦、南北朝至唐代中期以降，统一多民族国家权力有目的、有计划地持续干预，对稻作文化的演化及其主要粮食作物地位的确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由此也成就了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中华文明一千余年之繁荣昌盛。这一功绩乃是稻作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建共有共享之绝好例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古今一贯之支撑。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稻作文化的起源与演化有力地证明了各式各样的农耕文化项目，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文化支撑。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提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而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上创造的三大农耕文化，即依据耒耜等农具在黄土高原台面所实施的旱地粟作文化，凭借半坝和淤田技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所实施的麦作文化以及凭借圩田技术在长江中下游洪积带所实施的稻作文化，都离不开中华大地上各人群文化谱系、技术体系和最佳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分别对其产生的错综复杂之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前后延续的国家形态与文化样式，对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具有重大的贡献，且不管技术体系、知识系统、制度保障和精神生活如何因时而变、因地而别，跨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一直贯穿始终、稳定推进。稻作文化的确立和演化，有力促进了自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期中华文明的繁荣与昌盛，并奠定了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当下民族工作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重新梳理与认识稻作文化起源与演化的历史进程，发掘其间的优秀文化基因，为当下农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提供镜鉴，理应成为当下深入探讨并付诸实践应用的时代使命，亦是开展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就此与学界同仁共识共享。
说明：原文刊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张振兴，博士，贵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入选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专家库”专家（2022年6月—2025年12月），《中国农史》首届青年编委，《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首届青年编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在《云南社会科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明清凤凰历史文献资料辑录》（独著）、《<苗防备览>校点》（独著）等文献整理著作。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杨庭硕，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美国福特基金等国内外项目凡8项。主持“五溪文化研究丛书”“百苗图研究丛书”“历史民族志研究丛书”“黔记研究丛书”“海外藏中国西南民族图志研究（第一辑）”“世界苗学通史”等10余种丛书编写。出版《相际经营原理》《民族、文化与生境》《西南与中原》《百苗图抄本汇编》《美丽生存》《生态人类学导论》《生态扶贫导论》等专著10余部，在《民族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南开学报》《中国农史》《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文章100余篇，荣获省部级奖项多项。
